如果没有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,单就他说的话来说,的确没什么错,甚至年青人很有激情,值得赞赏。但是有了前面的分析之后,就会知道苏轼的立场越滑越远,彻底抛离了自己原来的出身,变成了喝民血、食民膏、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。
我们是平民,我们厌恶他!
抛开这种一千年以后的立场关系,回到宋朝当时的官场。王安石忍无可忍了,小苏同学就算文章好、声誉高,你不好对政府的决策这样明目张胆的抵触吧?
你终究还是国家公务员吧。
没别的好说,就算查不出他有什么实际错误,思想意识上造成的不良影响,就足以让他贬职反省。苏轼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,人间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里去做官。
是惩罚,但不残酷。
在宋人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。
接下来的人是吕诲。这位前言官领袖突然间病死了。回忆一下,他在王安石的新政还没有实际公开时,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有面世时,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。
那次著名的弹劾之后,他主动要求外放,绝不和jian邪共处一堂。
神宗满足了他,让他到邓州(今河南邓县)当知州。按说这地方、这职位都相当的不错。既在长江以北,又没到西北狼窝,非常优待了。可是吕诲感到的不是这些,他越来越愤怒,尤其是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着一个,没完没了地铺开之后,他的愤怒真正做到了不共戴天。
生生地气病了。
神宗知道他病了之后,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调养,什么都不用干了,一心养病吧。但这不是问题的中心点,心病还需心药治,王安石的新法如火如荼,遍及天下,这种局面一天没有改变,吕诲的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。
这就没办法了,难道为了吕诲一个人,去改变国策吗?
宋熙宁四年年底左右,吕诲在京城病死。他的死,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。司马光。司马光当时在永兴军,知道吕诲病危后,火速赶往京城,去见最后一面。
当他赶到吕诲病床前时,吕诲已经闭上了眼睛,呼吸都停止了。司马光放声大哭,恨自己就迟了这么一步。可是突然间吕诲强争开眼睛,挣扎着要坐起来,他望着司马光的方向,不管看没看清,说出了最后一句话。
‐‐&ldo;天下事尚可为,君实勉之!&rdo;
可以想见当时司马光的心情,他之所以来,是因为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。往事历历在目,从立仁宗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神宗时王安石新政,两人的政见惊人地一致。可以说一直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。
现在的局面,可以说他和吕诲都是失败者,王安石胜利着。
可直到死前,吕诲还这样重托他。这是信任,更是责任,他得怎样做,才对得起一个垂死者的最后愿望呢?
在这样的局面下,我没法进行什么评判。因为感情和对错,有时真是太冷酷了。但为了说明问题,可以试一下。
比如抛开感情谈对错。那样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。第一,吕诲到底是好人,还是坏人?第二,他的这种死法,到底是可笑,还是可恨,还是可敬,抑或可怜?
答案一,一个人的对错,基本上是没法做出总结的。精确地说,只能是他在这个时期这件事上,是对的。在那个时期那件事上,是错的。
只能是这样。而且那种把一生各时期的对错计算一下,来个所谓的盖棺定论的做法更是无厘头。请问你得用什么公式,才能计算出各个时期的正确值、错误值,最后相加减,得出正负数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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